针对国家战略的目标，整个决策层的依据绝不会简单的“拍脑袋”，或者受制于国外的一些意愿的操纵。他必然有底层逻辑在，本人综合一些蛛丝马迹，简单聊聊，大家当故事听听。

1、从一些世界贸易和金融角度来思考，一战以前，世界的货币体系的基础大部分是黄金和白银，主导的是英镑等欧洲货币。美国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以后，成功确立了基础货币地位以后，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接下来黄金和美元脱钩，那么美国找到了石油这种更加通用的隐蔽手段，来操纵全球的经济。要想打破这个格局，就需要一种更加被全球认可，同时全球任何地方都能等价的东西来形成这种信用。那么碳信用是现阶段来看最可能的中间物品。所以碳的定价权就是现在从战略层面上必须要“争先手”的，这也是欧洲一些碳政策（CBAM）频繁出台的底层逻辑。

2、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黄奇帆曾有一个战略预测，那就是2030年中国将要力争G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限制碳排放本来是西方一些国家想锁死我国经济发展的手段，但是被我国反过来利用了。国家已经明确“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逐步降低碳强度”，不会以牺牲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进行完成减排目标。那么双碳方面的发展就是机遇，顺势调整国内能源供给结构，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机会，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那么将“碳达峰”定在2030年就是我们经济领先全球的时候，攻守易型的时间节点。

3、我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少气，贫油”，同时这些年的新能源发展领先全球。煤炭的能源效率和生态问题，导致煤炭相对清洁能源来说，并不适合进行继续发展。那么从我国基础情况出发，逐步转换到新的能源载体（氢能、电能）上，内外因齐备，势在必行。而推动这个涉及整体工业体系基础的“转身”，碳减排是最基础的抓手，这也是这些年我国考核工业企业效能从“能源双控”转为“碳排放双控”的底层逻辑。能源总量的控制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是个被误导的指标，当能源定价权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限制总量就是固步自封。能源利用效率是企业的制约因素，但并不应该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从国家层面能源并不需要设置上限。

全球碳市场建设进展、碳定价权的博弈、能源供给结构调整进展将是未来双碳领域最有看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