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维能源 | 第一章 第五讲 边际–能源经济中最顶级、最有魅力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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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 “廉价”能源的陷阱,我们透过大量的案例看到:短缺往往源于价格机制失灵

这就引出新问题,既然管死价格会短缺,那放开后,多少才合理?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是“成本均摊”,把所有电厂的成本加起来除以总电量,算个温情脉脉的平均数。

然而,今天我们要解剖这个直觉。在电力这样需要实时(秒级)保持供需平衡的系统中,平均值往往是致命的误导,你会发现,决定价格高低、甚至决定系统生死的,从来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站在悬崖边上的“最后一位”。

天价员工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浙江,这个用电负荷屡创新高的经济大省,在杭州或宁波的边缘,坐落着几座关键的燃气调峰电厂。

如果你是一个不知情的路人,在一年里绝大多数日子经过这里,你都会以为这是一座“半停工”的工厂。高耸的烟囱里很少冒出热气,巨大的冷却塔下听不到水流的轰鸣,厂区里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吹过高压线的声音。

附近的居民偶尔路过,也许会指着那紧闭的大门议论:“看,这个厂怎么老闲着?这么贵的地皮,这些进口的设备,一年也转不了几回。我们的电费里,是不是都替他们摊了这些闲置成本?”

确实,从财务报表上看,这是最昂贵的资产之一。它们往往安装的是昂贵的重型燃气轮机,烧的是天然气,燃料成本通常也高于煤电。它就像一个拿着全额高薪的高级员工,大半年都在“摸鱼”。

但是,只有电力调度中心的调度员知道,这个“闲人”存在的全部意义。

我们在第2讲中曾详细讨论过:你以为你买的是一度电,其实你买的是那一刻的电,而这台机组,就是为了那个最极端的“那一刻”而存在的。

那是每年七八月,也就是电力行业如临大敌的“迎峰度夏”时刻,副热带高压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罩住整个长三角,数千万台空调叠加工业生产,把系统推到极限。

红色的警报灯在调度大屏上闪烁,平日里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燃煤电厂(基荷机组)、还有核电站、甚至漫山遍野的光伏板,都已经拼尽了全力,它们的出力已经顶到了嗓子眼,再也挤不出一滴电了。

就在电网频率开始微跌,系统即将不堪重负的前一刻,调度员会打给燃气调峰电厂一个重要的电话,指令其开机启动

瞬间,那座沉睡了大半年的燃气电厂,会像睡狮猛醒一般,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昂贵的天然气被喷入燃烧室,转化成宝贵的电流,注入电网大动脉。

也许它只工作了三个小时,突然一场雷雨袭来,气温骤降,负荷回落,它吐出一口长气,又回去“睡觉”了。

好,现在让我们定格在这个画面。

当那个下午两点半,你满头大汗地从户外跑进屋,按下空调遥控器,享受到那一阵救命的凉风时,你消耗的那一度电,应该怎么算钱?

是按照那座常年工作的核电站几毛钱的成本算?还是按照那座燃气电厂几块钱的成本算?或者,把它们“平均”一下?

如果你坚持“平均主义”,认为应该把燃气厂的成本平摊到全年的每一度电里,让大家雨露均沾,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你同时也掉进了经济学中最深、最迷人的陷阱:平均值思维。

这种平均值思维,听起来既公平又科学,充满了工业时代的理性光辉。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关键时刻,平均值毫无意义;决定生死的,往往是那个最昂贵的“最后一位”。

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为了保住民生用电,系统宁可调用每度电成本高达数元的顶峰机组,也不愿轻易拉闸;你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电力市场中会出现所谓“尖峰电价”。

这背后的推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也是能源经济学中最顶级、最有魅力的词汇–边际(Margin)

经济学里的“边际”,指的是每新增一单位投入或产出所带来的变化量,放在电力系统中,它就对应着我们前文提到的“最后一位”关键力量。

“钻石与水”的悖论

为了把“边际”这个概念讲透,我们需要暂时离开繁忙的调度大厅,回到18世纪,去看看那个困扰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生的悖论。

1776年,斯密在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困惑地写道:“没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几乎买不到任何东西;相反,钻石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却经常可以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

这就是著名的“水与钻石悖论”(Diamond-Water Paradox)。斯密试图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认为钻石贵是因为采集它需要更多的劳动,但这并不能完美解释为什么在沙漠里水比钻石贵。

这个谜题像一朵乌云,笼罩在古典经济学的头顶近百年,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场被称为“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思想风暴席卷了欧洲。

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杰出头脑,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以及长期在瑞士洛桑任教的列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74年出版《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几乎在同一时期,独立地找到了破解谜题的钥匙。

他们的答案石破天惊:决定物品价格的,从来不是它对你整体有多重要(总效用),而是“这一个”单位对你有多重要(边际效用)。

这就是主观价值论的反映:

在正常情况下,水到处都是,你用的这一捧水,可能只是为了洗手,这一捧水的效用极低,所以价格就低。

但是,如果你身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三天没喝水了。此时,你面前出现了一瓶水,就是你的命,为了得到它,你愿意用全部身家去交换。此时,水的边际效用无穷大,价格也就变成了天价。

看懂了这个,你就看懂了电力系统。

平常日子的电力,就像生活中的水,供给充裕,边际成本很低,而那个一年只工作几十小时的燃气调峰电厂,就是沙漠里的那瓶水。

当大家都在开空调,电网负荷达到极限时,为了满足你刚按下的那个空调遥控器按钮,系统必须调用的“那最后一台发电机组”,就是那个身价昂贵的燃气机组。

这台机组,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名字,叫“边际机组”(Marginal Unit)

此时此刻,整个市场上每一度电的真实价值,不再是那廉价的水电或煤电,而是由这台最昂贵的机组决定的。因为如果你不支付这个高价,这台机组就不会启动,电网供需就会失衡,所有人都会没电用。

昂贵的雇佣兵

讲到这里,很多人的脑子里可能会冒出一个朴素的想法:“我承认那最后一台机组很贵,但是,大部分电还是由便宜的机组发的呀?为什么不能把便宜的和贵的中和一下,算个平均价卖给我?”

这是一个非常诱人、但也非常危险的想法,这恰恰是计划经济思维与市场经济思维的分水岭。

为了彻底击碎这个平均价幻觉,让我们把复杂的电网,想象成一支正在保卫城市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三种士兵组成:

第一种是“义军”(对应风电、光伏、水电)。他们不需要军饷(没有燃料费),只要天气给力,他们就拼命干活,甚至还会倒贴钱(负电价)。

第二种是“常规军”(对应核电、大型高效煤电)。他们纪律严明,每天消耗固定的口粮(核燃料、煤炭)。

第三种是“雇佣兵”(对应燃气轮机、应急柴油机)。这帮人平时住在豪华酒店里喝香槟,收着高昂的“待命费”。只有在战况最激烈、正规军顶不住的时候,指挥官才会咬牙把他们请出来。他们一上场,每小时要价就是天文数字。

现在,战斗(用电需求)打到了最激烈的晚高峰,指挥官被迫请出了每小时收费10块钱的“雇佣兵”。

关键问题来了:这一小时的战斗工资,该怎么发?

如果你坚持“平均主义”,给义工发1分钱,正规军发3毛钱,雇佣兵发10块钱,然后向用户收个平均费,大概4毛钱。

听起来很公平?大错特错。如果真的这么做,市场将在瞬间崩塌。

设想一下,如果我也能像雇佣兵一样,平时睡觉,关键时刻出来打一枪就能拿10块钱,那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当那个只拿3毛钱的正规军?

既然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给高价,那么所有理性的发电商都会通过改装设备、调整策略,试图把自己伪装成“雇佣兵”,或者故意等到战局最危急的时候才肯出手。

这就会造成巨大的逆向选择,市场上将充斥着投机者,而那些愿意稳定供电的基荷电厂会因为长期低回报而破产退出。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很多电力现货市场采用了一条关键规则:统一边际价格/统一出清(pay-as-cleared),也就是在同一时段、同一价格区(或同一节点),所有被调度的电量按当时的边际价格结算。

统一出清规则简单粗暴,但有效,只要“雇佣兵”上场了,那么战场上所有的士兵,不管是义工还是正规军,这一小时统统按“雇佣兵”的价格结算!

也就是说,在那个尖峰时刻,不管是风电、水电还是煤电,统统结算10块钱。

为了直观看到“最后一位”能把价格推到多夸张,让我们看看英国在极端紧张时刻出现过的真实案例,它发生在平衡机制/互联交易环节,是极端场景下的价格信号。

2022年7月20日,伦敦在罕见热浪后电力需求走高,叠加系统约束等因素,英国电力系统运营商(当时为 National Grid ESO)通过平衡机制(Balancing Mechanism)在英比Nemo Link互联通道的一笔交易中被迫接受了来自比利时的天价报价,在12:00–13:00时段的成交价,一度达到创纪录的9724.54英镑/兆瓦时。

按当时汇率粗略折算,这相当于每度电约七八十元人民币的量级,这个价格,就是为了买那“救命一刻”的边际价格。

天价账单与“让电于民

英国的案例虽然惊人,但毕竟还是买到了电。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你会看到现实中更极致、也更残酷的一幕,那一刻,市场上连最贵的“雇佣兵”都已经死光了,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展现它最冷酷的逻辑。

我们在第1讲中提到过2021年2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Uri寒潮,那里发生的故事,正是“边际定价”最惊心动魄的终极演绎,当史无前例的寒潮横扫得州,电网瞬间陷入绝境:

供给端,大批平日里稳如泰山的“常规军”因为设备冻结而趴窝;需求端,极寒天气让取暖负荷如火箭般蹿升。

供需的剪刀差被瞬间拉爆,按照得州这种纯粹能量市场(Energy-Only Market)规则,那一刻的电价直接击穿了所有人的想象,死死钉在了市场规定的天花板上—9000美元/兆瓦时。这9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元/千瓦时),正是当时系统的“边际价格”。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刚才说的燃气机组虽然贵,也就几块钱,世界上哪台发电机组能报出60块钱一度的天价?难道它是用金子做的燃料吗?

事实是,没有任何一台物理机组报出这个价格。在这个极端时刻,所有的“常规军”和“雇佣兵”都已满负荷运转,却依然填不满巨大的亏空,此时,市场寻找“最后一位”的目光,被迫跨越了发电侧,投向了用户侧。此时的“边际”,不再是某台昂贵的机器,而是“被切除的负荷”。

市场不再问“发一度电要多少钱”,而是开始问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如果你不得不失去这度电,你会有多痛苦?”

还记得我们前文中提到的VOLL(Value of Lost Load,失负荷价值)吗?它衡量的正是这个残酷的真理:当所有电源都耗尽,为了避免断电造成的巨大社会瘫痪和生命损失,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时的得州公共事业委员会(PUCT)正是基于这个底层逻辑做出了那个极具争议的决定。他们判定,既然电网已经实施了负荷切除(拉闸限电),说明系统处于极度短缺的紧急状态,此时,“可靠性”本身就是最稀缺的商品。

为了让市场听见这个稀缺的咆哮,PUCT下发行政命令,强行要求系统电价在负荷切除期间必须维持在9000美元/兆瓦时的上限。这本质上是在向全市场宣告,此时此刻,电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是由煤还是气发出来的,而等于为了不失去光明,社会愿意付出的最大赎金。

如果说得州的故事是为了展示价格如何通过暴涨来反映稀缺,那么接下来,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则提醒我们,这种暴涨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先于电网崩溃。

2022年6月,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NEM)也经历了一次惊魂时刻。当时,由于燃煤电厂大面积故障,叠加全球燃料价格飙升和冬季高需求(南半球正值冬天),澳洲现货电价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多个地区持续高位运行。

按照澳大利亚的市场规则,原本允许电价在这个时刻飙升,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市场价格上限(Market Price Cap)高达15100澳元/兆瓦时(约合人民币70元/千瓦时),旨在刺激发电机组尽最大努力出力。

但是,如果这匹野马跑得太久怎么办?电力零售商(卖电给居民的公司)需要先在市场上垫资买电,如果价格持续维持在天价,这些公司会因为现金流枯竭而瞬间破产,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于是,澳洲市场的另一条规则生效了,这就是累计价格阈值(Cumulative Price Threshold, CPT)。

这是一条旨在保护市场的“熔断线”,这条规则规定:当过去7天内,某个地区的所有交易间隔的现货价格加起来的总和,超过一定数值(当时为1359100澳元)时,系统判定“高烧过度”,自动触发“管理价格期”。

这就好比高压锅的压力大到了极限,必须强制排气,在那一刻,澳洲调度机构果断介入,强行将现货价格压低到了一个临时的“管理价格上限”(Administered Price Cap, APC),当时仅为300澳元/兆瓦时(约合人民币1.4元/千瓦时)

看懂了吗?左手是15100澳元的天价上限,用来刺激生产;右手是300澳元的管理上限,用来防止市场猝死。

得州和澳洲的案例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市场图景:在市场化的框架下,稀缺既会推高价格,以此作为呼救的信号(得州模式);也会在信号过于强烈时,触发保护机制这个安全阀(澳洲模式)。

那么,这一幕会在中国发生吗?

幸好,在中国,我们的居民电价受到“双轨制”的严格保护,普通家庭几乎感受不到这种海啸般的波动,但我们也有过物理上的极端时刻,最典型的就是2022年8月的四川缺电事件。

四川是我国的水电大省,但2022年夏天遭遇持续极端高温与少雨干旱,来水显著偏少,主力水库水位明显下降,水电出力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高温又推高了用电负荷。

面对巨大的供需缺口,中国并没有像得州或澳洲那样让价格飙升到几十块钱一度,我们启动了一套被称为“有序用电”的机制,核心原则是“让电于民”。

在那两周里:

供给侧:所有能发的电全发,火电、风光、生物质发电满负荷驰援水电。

需求侧:工业按下了暂停键。包括丰田在成都的合资工厂、富士康、宁德时代等在川的多家企业被要求停产或限产;成都地铁为了节电,关闭了部分照明和灯箱广告;春熙路、太古里等商圈的部分大屏和照明也一度关闭。

这体现了中国模式中“有为政府”的一面,用行政手段的“量调节”,代替了市场手段的“价调节”。

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稳定,老百姓的账单没有“爆单”,但代价也是隐性的:工厂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而且由于价格没有传导,很多普通用户并没有意识到缺电的严重性,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用电习惯。

未来的电网,没有平均数

理解了得州和澳洲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未来的电价是不是只会越来越贵?

并不是。边际定价最迷人也最疯狂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把价格推上云端,也能把价格砸进地狱,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看懂为什么未来的能源世界,平均值会彻底消亡。

随着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比例的指数级增长,我们熟悉的那个温情脉脉的“平均电价”将彻底失去参考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惊心动魄的“鸭子曲线”(Duck Curve)。

早在2013年,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CAISO)就预言了这一幕:当光伏大规模接入,白天阳光普照时,净负荷会暴跌(鸭子几乎垂地的肚子);而当太阳落山,光伏瞬间归零,晚高峰需求却猛增,负荷曲线会像鸭子的脖子一样垂直拉升。

如今,这只“鸭子”已经游进了中国的电网,并带来了一个更加反直觉的现象,负电价。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23年“五一”假期的山东,那里发生了令许多人咋舌的一幕。

由于假期工厂放假,工业用电骤降,而那几天的阳光却好得惊人。中午时段,数以亿计的光伏板全力输出,电力供应瞬间严重过剩。数据显示,从5月1日到2日,山东实时现货市场出现了连续22个小时的负电价,最低价格一度下探到-85元/兆瓦时。

这时候的边际价格是负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发电厂不仅不收钱,还要倒贴钱给电网。

你可能会问:“是新能源在倒贴钱吗?还是火电厂疯了?”

这正是“边际成本”逻辑在极端场景下的演绎,虽然造成供大于求的源头是新能源大发,但导致价格跌穿零线的,往往是不得不继续运行的煤电机组(火电)。

对于大型煤电厂来说,它们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飞奔的重型卡车,刹车(停机)和重新启动(冷态启动)的成本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元,而且还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才能恢复并网。

所以,当面临中午那短暂的几个小时“电太多”时,理性的煤电厂经过计算发现,与其停机再重启(损失巨大),不如咬牙报个负价(损失较小),保持最低负荷运行。

于是,市场出清价格就这样被“不愿离场”的机组击穿了地板。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只要等到晚上7点,太阳落山,光伏出力瞬间归零,风也可能停了,而此时,打工人下班回家,空调、炊具齐开,负荷猛增,系统必须瞬间调用极其昂贵的储能电池或者备用燃气机组。

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边际成本又会像火箭一样,从“倒贴钱”窜升到“天花板价”。

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未来,你可能在一天之内,经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剧烈震荡。

虽然在中国,居民电价目前受到严格保护,普通家庭不需要操心这种过山车,但在完全市场化的未来图景中,这种波动将彻底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许连一个精明的家庭主妇,都会买那种会自动联网的洗衣机,设定为“只在电价为负时自动洗衣”;

如果你是一个工厂主,你可能会彻底改变生产排班,把高能耗的熔炼、破碎环节全部挪到中午,享受“免费”甚至“倒贴”的太阳能福利。

在这个新世界里,谁掌握了对“边际”的敏感度,谁就掌握了财富的密码。

走出“平均”的舒适区

回到开篇我们提到的那座浙江燃气调峰电厂。

当它们再次轰鸣的时候,希望你不再把它看作是电力公司的浪费,或者行业的低效,它其实是一个昂贵的承诺。

我们之所以总是被“平均值”欺骗,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惯性被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给“驯化”了,我们习惯了用“平均利用率”、“平均产出”来衡量一切价值。在那个舒适的平均值世界里,所有的冗余都是浪费,所有的备份都是累赘,我们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恨不得把每一分钱、每一分钟都压榨出即时的产出。我们嘲笑那个一年只开几天的电厂,觉得它拉低了资产回报率;我们嘲笑那些为了万一而储备的物资,觉得那是“死钱”。

但边际思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它冷静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崩溃,从来不是因为平均值的下降,而是因为边际的失守。

让我们跳出电力系统,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人类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一部对抗“边际灾难”的历史。

让我们看看人体最精密的“调度中心”,大脑。

它仅占体重的2%,却霸道地消耗了身体20%的能量预算。最令人费解的是,即便你躺在沙发上发呆,甚至在熟睡,它依然在疯狂燃烧葡萄糖,即使此时你并没有在做微积分或者写代码。

在追求“平均效率”的人看来,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仿佛一台空转的机器。

但用电力系统的语言来说,这种昂贵的消耗不叫浪费,而叫“旋转备用”(Spinning Reserve)。

大脑必须时刻维持这种高能耗的“热启动”状态,才能在危机降临的那几毫秒内,瞬间拉满算力,调动全身肌肉做出反应。如果大脑为了节省能量而像电脑一样选择“休眠”或“冷停机”,等剑齿虎扑到我们的祖先面前再申请启动程序,那人类的进化史早就终结了。

它烧掉的那些看似多余的能量,买的不是日常的思考,而是生死关头的“即时响应权”。因为大自然知道,生命不能只应对岁月静好,还必须应对奔跑、搏斗、感染这些极端的“尖峰时刻”。如果人体器官都是按照“平均负荷”来设计的,那么一场流感、一次剧烈运动,就足以导致系统的全面崩塌。

生物学不讲效率,只讲生存,而生存,依赖的是冗余,而不是平均。

再看看金融世界。为什么银行要被强制保留存款准备金?那些按规定缴存在央行、收益很低的准备金,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效率损失吗?但金融危机反复教训我们,当恐慌(挤兑)发生时,决定银行生死的,不是它平均每天赚多少钱,而是它在那一刻能不能拿出足够的现金。

准备金,就是金融系统的“燃气调峰电厂”。

把这个逻辑投射到我们个人的职业与生活中,你会发现更加深刻的隐喻。

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平均忙碌”的陷阱,我们把日程表填得满满当当,追求每一小时的“饱和工作”,以此获得一种虚假的充实感,我们变成了追求高利用率的“基荷机组”,稳定、高效,但脆弱。

一旦行业发生剧变,一旦面临裁员潮,或者家中突发变故,那些把时间塞满、没有任何“边际冗余”的人,往往是最先崩溃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新的技能(备用燃料),没有精力去建立新的人脉(备用线路),没有存款去应对收入的断档(储能电池)。

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敢于对抗“平均值诱惑”的人。

在别人忙着计算“投入产出”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技能,投入数千小时的“无效时间”?

在别人忙着经营“有效人脉”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了那些没有任何利益交换的真诚友谊,去维护一份“真情实意”?

走出平均的舒适区,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定义效率,真正的效率,不是在风平浪静时跑得有多快,而是在惊涛骇浪中站得有多稳。

那些为了“最后一刻”所做的准备,绝不是浪费,而是系统的安全气囊,是我们在不确定性海洋中抛下的压舱石,它是我们为了争取那一线确定性的生存机会,所必须支付的入场券。

所以,拥抱你的边际时刻吧。

不要因为平时用不上,就废弃你的“备用发电机”。

不要因为平均分很高,就忽略了那门能救命的“偏科”。

不要因为追求平庸的安稳,就交出了你在危机时刻的“定价权”。

因为,当大浪淘沙、潮水退去,真正决定你依然站立的,不是你平均每天做了什么,而是你在那最艰难的一刻,手里还握着什么。

思考题

我们今天把“边际定价”的逻辑推演到了极致:为了效率,价格必须反映最昂贵的“最后一位”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移出电力行业,应用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你会发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无处不在:

1.关于医疗:如果半夜急诊室爆满,医生资源极度紧缺(边际成本极高),医院是否应该像网约车一样实行动态加价?比如挂号费涨到5000元,以此筛选出真正命悬一线的病人?这符合效率,但它符合道德吗?

2.关于春运:每年春节火车票一票难求。如果完全取消价格管制,让除夕前三天的票价自由浮动,这样能保证真正急需回家的人能买到票,是否比拼手速抢票更公平?而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思考:在分配稀缺资源时,“金钱(价格)”和“时间(排队)”这两种手段,哪一种在道德上更正义?我们在这个“边际世界”里,效率的边界到底应该划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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