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怎么做、供应商怎么破？一文读懂绿色低碳供应链新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离明观复”，作者：熵篱）

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被绿色化与低碳化深刻重塑的今天，供应链已从传统的成本与交付体系，转变为决定资源配置效率、风险韧性、市场准入与品牌价值的战略范式。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国家队”，年采购规模超十几万亿，其供应链的绿色低碳转型，已远不止于管理的优化选择，而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竞争力重塑与国家战略的深刻实践。

2026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为这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提供了系统性、可操作的行动纲领。《指引》重点围绕绿色采购、供应商分类分级动态管理、产品与服务绿色低碳要求、碳数据管理与绩效评价、信息披露与能力建设展开，并设定了清晰的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央企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全链条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形成一批领军企业，如期实现碳达峰；到2035年，绿色低碳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企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新规出台，暗藏哪些深意？能否提振绿电消费需求？央企如何领命破题？供应商如何应对求生？双方如何超越“零和博弈”协同共赢？地方国企是否会快速跟进全国联动？有哪些先行者案例可借鉴参考？……您所关心的问题，尽在这篇深度解读。

01 政策提出背景：多维因素驱动的战略升级

《指引》的出台，是中国在“双碳”战略进入深水区、全球绿色规则加速重构背景下，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系统性部署，是国家战略、产业安全、全球竞争与企业责任等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1.1 国家“双碳”战略的顶层驱动

实现“双碳”目标被明确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关键在于如何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从“单点减排”走向“系统变革”，供应链的绿色转型成为这场变革的主战场。

供应链连接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物流运输、消费使用与回收再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是能源资源消耗与排放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是绿色标准、技术与数据扩散的主通道。通过建设绿色低碳供应链，本质上是以链条协同带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将绿色要求从单一企业边界延伸到上下游，形成可执行、可评估的治理闭环，为全社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早在2016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就联合编制并印发了《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了绿色供应链与绿色产品、工厂、绿色园区共同纳入绿色制造的标准化体系建设。

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体系设计方面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制造、积极支持绿色流通和建立逆向物流，将打造全流程、全链条的绿色供应链确立为国家战略任务。

进入“十四五”时期，相关政策密度与强度增加。2021年3月，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和应用塑造示范工作的通知》，明确引导企业针对重点行业实施绿色采购和供应商生态建设。同年11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全面发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指导意见》，不仅直接指导央企开展工作，更是首次确立了央企内部双碳工作的监督考核机制和年度报告制度。

我国绿色供应链相关核心政策演进梳理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定位和意义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16年9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首次将绿色供应链纳入绿色制造综合标准体系，确立了全链条标准化的框架
《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2017年10月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首次部署打造全链条绿色供应链，强调绿色流通与逆向物流
《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	2021年3月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门	提出针对重点行业打造绿色供应链，引导企业实施绿色采购与供应商筛选
《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	2021年11月	国务院国资委	确立央企内部双碳工作监督考核机制，明确向国资委年度报告制度
《中央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	2022年7月	国务院国资委	为央企集团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提供具体指导
《中央企业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版）	2022年8月	国务院国资委	要求央企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科学制定碳达峰规划；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
《中央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2022年10月	国务院国资委	征求意见完善后，要求央企于2022年底前完成自身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
《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	2026年2月	国务院国资委	将绿色低碳全流程供应链管理纳入央企绩效考核，并设定2030与2035量化指标

1.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时代要求

除了绿色转型的内在驱动，应对外部挑战、保障经济安全也是推动绿色供应链政策的重要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全球化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传统的、以成本为导向的全球供应链模式既不可持续，也暗藏风险。

因此，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绿色低碳转型，与提升其韧性和安全水平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绿色化、数字化改造，推动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协同，可以减少对单一外部资源的依赖，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中央企业作为“国家队”，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上始终被赋予示范引领的重任。

1.3 全球绿色竞争规则重塑下的战略应对

从全球视野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共同要求。跨国公司也逐步将绿色标准纳入其全球供应链体系。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自2026年1月起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产品的碳排放强度正加快转化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合规变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产业链供应链只有与国际规则接轨，才能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同时，中国也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加强与共建国家绿色标准对接，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和绿色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推动央企率先建立高标准的绿色供应链，不仅是应对国际规则的需要，更是主动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绿色治理、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

1.4 央企使命演进与考核机制强化的内在要求

从更深层次看，建设绿色供应链也是中央企业使命演进的必然要求。国资委强调，中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体现在自身效益上，而要体现在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上。

在产业协同带动方面，近年来中央企业平均每年的采购量超过15万亿元，直接拉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约200万户，间接辐射上下游企业近700万户。这决定了央企不仅要做好自身转型，更要发挥“链主”作用，通过规则、标准、数据与协同机制，将绿色要求转化为供应链共同遵循的管理语言，带动上下游共同提升绿色能力。

国资委明确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要发挥产业“排头兵”和创新“领跑者”作用，把强化ESG管理作为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加快落地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伴随中央企业“一利五率”（即利润总额、营业收现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资产负债率）目标管理和“一企一策”考核持续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导向正在嵌入央企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框架之中。

1.5 中国绿色转型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与精妙之处

更深层次的精妙设计在于政策间的闭环联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供应链的碳足迹绝大部分来自于外购电力（范围二排放）和原材料生产（范围三排放）。因此，《指引》推动的绿色转型，其主战场之一就是能源结构的绿色化。这不仅关乎企业自身使用绿电，更意味着要通过供应链，将绿色电力的需求与价值传导至上游。而这恰恰与另一项核心制度，也就是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形成了完美的供需闭环与价值循环。

消纳权重制度为绿色电力消费设定了强制性市场目标，创造了“需求侧”的制度保障；而央企绿色供应链则通过采购标准，成为这一绿色电力需求最稳定、规模最大的“组织者”和“放大器”，前者解决了“绿电卖给谁”的问题，后者解决了“谁必须买绿电”的问题。两者协同，共同构建了“绿电投入-碳足迹降低-采购溢价/订单倾斜”的良性市场机制，驱动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高效配置，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工业体系实现深度脱碳的“政策组合拳”。

这种设计超越了简单的行政命令，是通过激活“链主”企业的市场力量，构建了一个激励相容、风险可控的绿色产业生态系统。二者相辅相成，它既回应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时代要求，也顺应了全球绿色竞争规则重塑的大势，标志着中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进入了以重点企业为枢纽、系统撬动整个产业生态升级的新阶段。

02 央企怎么做：从“链主”到“绿色生态构建者”

《指引》的出台，彻底重塑了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定位。它们不再仅仅是规模庞大、订单众多的“链主”，更被赋予了“绿色生态构建者”的新使命。

这一角色转变，通过《指引》所构建的一个目标清晰、环节覆盖、机制健全的可操作体系得以具体实现。该体系以明确的战略目标与刚性考核为起点，以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环节治理为路径，以四大支撑基础为保障，共同构成了央企履行新使命的完整行动框架。

2.1 新使命的三重内涵：责任穿透、价值协调与规则引领

央企新使命的履行，首先体现在其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上，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成为责任穿透者。《指引》要求央企不仅管理直接供应商，还需推动供应商对其上游企业开展绿色低碳管理，逐级传导绿色低碳责任和价值。这意味着环境责任将沿着多级供应关系持续向上游传导，绿色低碳标准与碳数据要求不再止步于一级供应商，而是向原材料、零部件等关键环节延伸。

第二，成为价值协调者。央企需发挥主导带动作用，健全绿色价值传导机制。这远非简单的成本转嫁，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一个 “上游投入—中游认证—下游溢价”的良性闭环。这意味着，央企不仅要通过绿色采购标准”约束”下游，更要通过技术帮扶、数据共享和金融创新，赋能供应链将绿色投入转化为可认证的价值，并最终帮助其在下游市场实现绿色溢价。探索将供应商的绿电使用成本，通过长期协议、绿色溢价、联合减排收益分享等方式予以部分补偿。唯有形成这种成本共担、价值共享的闭环，而非单向挤压利润，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互利共赢的绿色产业生态。

第三，成为规则引领者。在绿色供应链标准体系尚不统一的当下，央企通过制定并公开自身的绿色采购清单和供应商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在参与和塑造行业乃至国家的绿色标准。同时，《指引》鼓励采信绿色工厂、碳足迹核查等第三方评定结果，这有助于推动中国绿色认证体系与国际接轨，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绿色背书。

因此，央企的新使命是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和资源协调能力，将一条条传统的、线性的供应链，改造为绿色低碳、循环协同的产业生态系统，实现从单一“压舱石”到系统“领航者”的跃升。

2.2 体系化落地关键：战略目标、全链条治理与支撑基础

为将上述使命转化为实际行动，《指引》构建了系统化的实施路径。

首先，设定了清晰的战略目标与刚性考核机制。目标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到2030年，央企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到2035年，绿色低碳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为实现目标，政策要求将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并构建从战略、组织到考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将建设成效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使之从“可选动作”变为“必选任务”，确保了使命履行的刚性约束。

其次，建立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环节治理体系。这构成了使命落地的核心操作路径。

以绿色设计为基底，从产品与服务源头融入绿色低碳属性，优先选用绿色材料，注重易回收设计，以降低全链条治理成本。

以绿色采购为枢纽，将绿色理念贯穿采购全过程，通过制定绿色采购清单，形成“不是绿色我不买”的倒逼机制。例如，将“绿电使用比例”“绿证持有量”纳入核心采购标准，并设置逐年提升的量化目标。

以供应商治理为关键，要求建立供应商绿色低碳分类分级动态管理机制，并配套激励约束。政策特别强调对供应商进行指导帮扶，并鼓励央企间共享供应商绿色信息，这正体现了从“简单筛选”到“共同提升”的治理思维转变，是“价值协调者”角色的直接体现。

以绿色生产与物流为支撑，在生产环节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在物流环节推广新能源工具与多式联运。

以循环回收为闭环，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真正形成覆盖设计、采购、生产、物流、使用与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以四大支撑确保转型落地，一是数字化赋能，二是标准引领，三是技术创新,四是金融支持。具体而言，通过建设供应链信息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实现碳排放数据互认共享；构建全链条绿色低碳标准体系，为“规则引领者”角色提供统一的行动语言和依据；通过研发节能降碳技术和创新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为整个生态的转型，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资金。

2.3 央企行动指南：从“管理者”到“生态构建者”的实践路径

《指引》为中央企业勾勒了清晰的行动路径，要求其角色从传统的供应链“链主”升级为绿色低碳生态的“构建者”和“赋能者”。

体系化建设：筑牢绿色管理的“四梁八柱”

首先，央企必须将绿色供应链建设从“部门工作”提升为“公司战略”，制定与“十五五”规划及碳达峰方案深度融合的专项量化目标。

其次，需在集团总部设立强有力的归口管理部门，打破部门墙，建立跨职能协同机制，并配以专项预算和人才计划。

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覆盖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回收全链条的绿色绩效评价体系，并将评价结果与采购决策、供应商分级、内部考核强挂钩，形成“规划-执行-评价-改进”的管理闭环。

穿透式管理：抓住“牛鼻子”，实现精准发力

管理的关键在于精准和穿透。

《指引》及其附件提供了两大核心工具：供应商绿色低碳分类分级管理和采购产品绿色低碳评价指标体系。

央企需依据供应商对自身碳足迹的影响大小、供应商自身绿色水平以及自身的管控能力强弱，对供应商进行精准画像，实施差异化的激励、帮扶或淘汰策略。

同时，必须推动供应链碳排放数据的统一标准、追溯与共享，利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打造可信数据空间，使供应链“透明化”，这是实现科学管理和价值传导的基础。

更为创新的是，《指引》明确鼓励央企利用自身信用和数据，联合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供应商的绿色表现将越来越多地与贴息、授信、保理等绿色供应链金融支持机制联动起来，用市场化金融工具为转型提供增量支持。

生态化引领：发挥“头雁效应”，共建协同生态

央企的引领作用将体现在纵向与横向的协同上。

纵向，不仅要管理直接供应商，更要鼓励并支持一级供应商管理其上游，形成“链式”绿色责任传导。

横向，可在国资委指导下，探索与同行业或跨行业央企进行联合绿色采购、共享绿色供应商池、共建低碳物流体系，避免重复评价，放大规模效应，降低全社会的转型成本。

有条件的央企，更应将自身成熟的绿色管理体系、碳管理平台、技术解决方案向供应链开放，赋能上下游，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转型，从“管理者”转变为“赋能者”，共同提升整个生态圈的绿色竞争力。

因此，央企的新使命是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和资源协调能力，将一条条传统的、线性的供应链，改造为绿色低碳、循环协同的产业生态系统。

03 供应商怎么做：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增值”

对于广大供应链企业而言，《指引》重新定义了游戏规则。绿色低碳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而是关乎订单存续的“许可证”和决定利润空间的“价值点”。

其核心逻辑在于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与碳足迹能力，将显著影响其能否进入及持续留在央企供应链体系。这标志着企业生存法则的根本转变——过去，供应商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成本、质量和交货期；现在，“碳”正在从一个企业内部的成本项，变成一张对外的“准入门票”。

央企通过建立供应商绿色低碳分类分级动态管理机制，对表现好的给予优先合作、缩短账期等激励；对长期不改进的，则逐步降低份额直至终止合作。这意味着，绿色低碳能力从可选的“加分项”变成了必选的“准入项”，对此，供应链企业必须从被动满足环保监管的“合规”思维，转向将绿色低碳作为核心竞争力进行“主动增值”的战略思维。

3.1 立即行动：完成绿色合规与认证的“必修课”

首先，供应商必须守住安全环保合规底线，以稳定、可验证、可持续的环境与安全绩效作为参与绿色供应链竞争的基本前提。同时，着手核算自身碳排放总量及结构，摸清电碳家底，主动获取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碳足迹核查、绿电消费等第三方认证。根据《指引》，这些认证将被央企采信，是快速证明自身绿色水平的“通行证”和获得市场认可的“绿色护照”。

此外，立即对照《指引》附件中的供应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自我体检，将其作为持续改进的“标尺”，提前布局，弥补短板，明确发力方向。尽快对照《指引》附件3的七大维度（管理体系、绿色设计、采购、生产、物流、循环利用、碳足迹）进行自我打分，找出与行业平均水平及央企预期差距最大的2-3项，成立跨部门小组，制定专项提升计划。

3.2 战略升级：构建以数据为驱动的绿色核心竞争力

首要战略是锁定绿色能源。 企业应将提高绿电比例作为减排的“一号工程”。主动研究所在区域的绿电交易政策，通过直接采购绿电、购买绿证、投资分布式光伏等方式，快速降低范围二排放。这不仅是满足客户要求的最直接路径，更能对冲未来不断上涨的碳成本。

在数字化方面，企业需投资建设符合自身生产特点的能源、碳数据管理系统，并确保其能与核心客户的系统对接。当下，数据的可追溯、可验证能力，正成为比成本控制更重要的新资产，是参与评价和对话的基础。初期，可借助SaaS化碳管理平台快速起步，重点核算主要产品的碳足迹，并确保数据来源（如电费发票、原料采购单）可被审计。企业建立能碳管理系统，主要目的不应是迎合客户需要，而是重在产出 “可信、可比、可穿透”的碳数据，这才是参与未来一切绿色价值交易（如碳关税应对、供应链金融）的通用货币。

在绿色创新上，可聚焦于材料替代（如提高再生料比例）、工艺革新（如节能改造）、循环设计（如易拆解回收）等方面进行投入，在实施节能改造的同时，同步规划可再生能源替代，实现“节能+绿电”的双重减碳。一方面满足央企客户要求，更能从根本上降低自身长期运营成本，形成“绿色降本”的良性循环。

此外，还要积极利用绿色供应链金融工具，将良好的环境绩效转化为实在的财务优势。企业应主动向核心央企客户披露绿色绩效，积极申请基于供应链的绿色信贷、保理等金融产品，将绿色投入转化为财务优势。

综上，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与数据投入的战略意义，在于主动融入并驱动这一 “闭环机制”。当企业通过“中游认证”（如碳足迹报告）清晰证明其绿色价值时，便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承担者，而成为了价值创造者。其绿色投入有望通过核心客户（央企）的采购偏好、绿色金融的利率优惠以及终端市场的品牌溢价获得回报。因此，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投资于可验证的绿色价值”，并寻求其在闭环中的兑现。

3.3 定位选择：基于分类分级管理策略找准生态位

企业需根据《指引》的分类逻辑，明确自身在供应链生态中的位置，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

对于提供关键原材料、核心部件的企业，须将自己定位为央企的“绿色战略伙伴”，不能仅仅满足于达标，而是要追求行业领先，争取与央企客户联合研发，共同降低全链条碳足迹。行动策略是主动发起或参与产品全生命周期（LCA）碳足迹核算，与客户共同设定激进但可行的减排路线图，例如共同制定绿电100%路线图，探索联合投资新能源项目。

对于提供通用品但绿色水平领先的企业，可以发挥“标杆”作用，通过信息共享、经验输出，提升自身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品牌价值。行动策略是积极申报各类绿色认证与奖项，力争成为零碳工厂或绿电示范企业，将能源故事转化为品牌营销和获取绿色融资的优势。主动发布详尽的ESG报告，争取成为央企对外的绿色标杆案例。

对于供应链上所有企业而言，必须理解央企的“管控能力”维度，同时理解“绿电成本”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将其纳入长期财务规划。提升自身产品技术独特性，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有助于在谈判中获得更平等的地位，但同时也必须满足基本的绿色合规要求。行动策略是在专业细分领域构筑技术壁垒，提升绿色化水平，同时确保环境管理达到国家标准，形成“你离不开我，我也符合你”的良性博弈局面。

3.4 特别指引：中小供应商如何化危为机

中小企业作为供应链的毛细血管，既是维持产业活力的基础，也是当前绿色转型中压力最大、能力最薄弱的一环。它们普遍面临绿色管理意识尚未普及、转型投入不足、资金压力突出、碳数据基础几乎空白等多重现实挑战。

《指引》的实施，对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而言，既是一场关乎生存的严峻考验，也是一次实现系统性升级的历史机遇。应对这一变局，此类企业必须把握“早布局、借外力、重数据”的核心策略。

首先，必须树立前瞻意识，行动越早越主动。应主动研究、对标核心客户发布的绿色采购标准与评价要求，并据此制定清晰的转型规划与实施路径。

其次，需夯实管理基础，坚持数据先行。尽快建立系统、规范的碳排放统计台账，并逐步构建主要产品的碳足迹核算能力。积极借助市场上成熟的碳管理SaaS工具或专业服务机构，以较低成本快速搭建数字化管理框架，为参与供应链评价与对话奠定可信的数据基础。

第三，应主动获取权威认证，打造市场通行证。积极申请并获得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产品碳足迹等第三方认证与标识，快速、有效地向采购方证明自身的绿色绩效。

第四，要善于寻求外部赋能，实现协同转型。主动响应并融入链主企业提供的绿色诊断、技术培训与专项帮扶体系。

最后，应结合自身特点，聚焦长板进行差异化竞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必追求面面俱到，而可专注于某一特定环节的绿色创新，例如研发绿色包装材料、革新关键节能工艺，或立志成为绿色原材料、低碳零部件的专业供应商。通过在细分领域构建独特的绿色竞争优势，从而在重塑的供应链生态中找到不可替代的立足之地。

面对高昂的技术改造成本，各类供应商均应密切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于2024年4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配套政策，积极尝试对接绿色信贷、供应链碳质押融资等创新金融工具，缓解转型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同时，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2026 年 1 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将自身生产制造环节的终极绿色化，适配宏观产业链的准入考核要求，既有效缓解合规压力，更能在行业洗牌中实现逆势卡位。

04 展望未来：机遇、挑战与产业新图景

2026年《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已将绿色采购和绿色供应链建设确立为普遍的法律责任，适用于所有企业。同时，财政部、交通部正在积极推进“公路绿色低碳采购试点”工作。这表明，构建绿色供应链的监管和要求，正在通过不同部委的政策，形成覆盖“法律—央企—政府投资—国家标准”的立体网络。

《指引》的实施将引发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在重塑竞争格局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与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尤其与可再生能源消纳等政策的联动，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绿色电力-绿色制造”耦合生态。

4.1 四大战略机遇与产业新趋势

机遇一：绿色技术与服务市场将进入加速扩容阶段

清洁能源、节能装备、碳管理SaaS、循环利用技术等领域的需求会持续释放，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的解决方案将越来越成为供应链建设的重要基础能力。特别是能实现碳排放“实时监测、精准核算、智能优化”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将成为供应链的标配，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将深度赋能绿色物流、智慧仓储和循环回收体系。

机遇二：产业升级窗口全面开启，碳足迹影响定价

供应链的绿色重构正倒逼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整体跃迁。其背后的深层动力，正是“闭环机制”的逐渐形成。当“碳足迹”成为核心定价因子，意味着下游的绿色支付意愿能够向上游传导，从而为高成本的先进绿色工艺（如氢能冶金、碳捕集）创造了市场空间和投资回报预期，使得淘汰落后产能、拥抱先进技术成为可持续的经济选择，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碳含量+数据透明度+循环能力”的综合价值竞争。

机遇三：绿色金融蓝海显现，与供应链金融创新融合

供应链金融将与绿色绩效深度绑定，催生丰富的金融创新产品。银行、券商等机构将围绕“供应链碳数据”开发新型风控模型和产品，探索供应链碳减排表现与绿色信贷、债券的联动机制。基于区块链的绿色供应链金融平台可能实现环境绩效的自动核验与金融资源的瞬时匹配，为中小企业转型提供关键“血液”。

机遇四：“绿色品牌”价值凸显，中国规则“走出去”

进入央企绿色供应链名录，有望成为企业最强的信用背书，相当于获得一张“绿色信用证”，在开拓市场、应对欧盟CBAM等国际碳壁垒时占据优势。伴随央企全球化布局，这套由中国实践产生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标准与数据体系，有望逐渐影响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新的规则输出与“软实力”。

4.2 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应对关键

在拥抱机遇的同时，必须正视并克服一系列深层挑战。

挑战一：数据质量与商业秘密的平衡

全链条碳足迹数据的完整性与可信度是最大短板，大量中小企业碳核算能力薄弱。同时，碳排放数据的穿透要求与保护核心工艺秘密之间存在张力，需要建立可信、安全的数据交换与核验机制。

挑战二：成本压力与中小企业转型困境

绿色改造的前期投入巨大，对中小企业构成严峻的现金流考验。它们普遍面临技术、资金与能力的多重缺口，需要“链主”企业将《指引》中的“指导帮扶”要求落到实处，提供切实的技术输出、绿色诊断和融资支持，避免产业链出现“断层”。

挑战三：人才短缺与标准差异

覆盖碳核算、绿色采购、低碳技术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供给严重不足。同时，不同行业、企业间的绿色标准差异，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系统性和公平性，亟待构建更统一、可互认的标准体系。

挑战四：国际规则接轨的双重压力

企业需同时应对国内新规与欧盟CBAM等国际碳壁垒，合规复杂性显著增加。供应链的碳管理必须兼具“中国标准”与“国际视野”，这对企业的战略规划与合规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展望更远的未来，本次以中央企业为突破口的绿色供应链革命，其经验和模式有望向更广阔的国有企业领域辐射。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施行与绿色采购国家标准的落地，构建绿色供应链已成为所有企业的法定责任与市场生存要件。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未来很可能在国资监管部门的统筹下，参照《指引》框架，承担起带动本地产业链绿色转型的新使命。届时，一场由中央到地方、由点到面的绿色产业浪潮将全面形成，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的绿色竞争力底座。

05 案 例

案例一：国家电网——“国网绿链”：以万亿级采购为杠杆，构建行业级绿色生态

国家电网公司作为能源电力行业的 “链主”，其打造的 “国网绿链” 品牌是央企绿色供应链建设的标杆。其核心在于将绿色、数智理念深度融入供应链全流程，并通过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系统性牵引整个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形成了 “标准引领、需求驱动、数智运营、平台服务” 的供应链绿色数智发展新业态。

1.标准引领与刚性约束：首创《绿色采购指南》

国家电网在央企中首家发布《绿色采购指南》，将供应商的绿色管理、绿电应用、绿色认证等要素明确纳入采购评审。这一举措将绿色低碳从软性倡导转变为硬性市场准入规则。其评审体系全面覆盖绿电绿证消费、ESG 报告、绿色设计、制造、施工、物流等共 17 项绿色要素，直接影响供应商中标结果。例如，公司通过常态化开展高效节能变压器等 49 类绿色主网设备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构建绿色设备合格供应商信息库，为科学采购提供支撑。2024 年，公司主网物资采购中标供应商中，54% 已取得企业绿电或绿证，86% 具有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2.平台赋能与数智运营：构建协同共赢生态圈

国家电网建成央企首个万亿级供应链管理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实现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公开化和永久追溯。该平台覆盖注册供应商超 40 万家，2024 年采购交易额超 1.28 万亿元。通过平台整合，国家电网将 35-750 千伏电网物料从 7 万余种精简至 3945 种，降幅达 94%，极大提升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同时，平台构建 “云采购、云签约、云监造、云物流、云结算” 的 “五云” 新业态，实现供应商 “一次不用跑”，优化营商环境。公司长期合作供应商中，中小微企业中标家数占比 88%，民营企业中标家数占比 82%，有力带动各类市场主体协同发展。

3.生态构建与价值延伸：从绿色采购到全链减碳

“国网绿链” 辐射效应覆盖全产业链。国家电网每年可带动产业链绿色投资超万亿元，牵引能源行业及上下游企业降碳转型。在回收侧，公司在央企中率先建设绿色拆解分拣中心，推动传统 “整台” 处置向 “原材料” 拆解处置转变。截至 2024 年 10 月，已在山东、江苏、湖北、河南等 10 个省份建成 14 个绿色拆解分拣中心，其中京津冀区域电力再生资源中心投运后，预计年拆解废旧电力物资近万吨。在仓储物流环节，公司大力建设 “零碳仓库”，并编制 “零碳” 仓库行业评价标准与技术导则。该体系使国家电网成为首家荣获国家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的央企集团，并连续十年获得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对标第一名，成为行业标杆。

案例二：中车株机——责任穿透与循环共享，打造轨道交通绿色链条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株机）作为全球轨道交通装备领军企业，其绿色供应链实践核心是将环境责任向多级供应商穿透，并创新循环经济模式，成功构建绿色产业集群。

1.绿色 KPI 考核与责任穿透

中车株机将绿色低碳作为供应链准入和评价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在供应商管理系统中建立详细 “绿色指标”，对原材料环保标准、生产能耗、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等作出明确准入要求。公司建立供应商绿色低碳 5 级评价体系，通过量化指标实施分级管理，对未达标企业开展专项辅导或限期整改。经持续培育，中车株机已拥有22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供应商和 1 家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形成稳定绿色产业集群。

2.数字化协同与循环经济创新

中车株机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与数百家供应商高效协同。在循环经济领域，针对包装废弃物问题，与供应商联合开发可拆卸、可折叠的循环共享包装，该包装循环使用 3 次即可收回增量成本，实现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目前，长株潭区域供应商中大件产品运输 98% 采用该循环包装模式。此外，公司通过车辆改造与延寿服务，将产品寿命由 30 年延长至 40 年，践行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

3.战略引领与全链减碳

中车株机全面践行“六全”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即全维度规划、全谱系研发、全流程供应管控、全方位生产制造、全覆盖仓储物流、全要素产品服务。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中国工业碳达峰 “领跑者” 企业，“全球绿色低碳轨道交通运输系统解决方案” 入选生态环境部 “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通过向全链传导降碳责任，赋能供应商提升绿色竞争力，打造全链碳中和生态圈。

案例三：中国宝武——全球共链与低碳产品，重塑钢铁产业绿色价值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其绿色供应链以全球资源协同与低碳产品创新为核心，从源头到终端重塑钢铁价值链绿色竞争力。

1. 全球绿色资源协同，保障供应链安全与低碳

宝武积极践行“全球共链”理念，与力拓等国际矿业巨头深度合作，共同开发西坡、西芒杜等高品位铁矿项目。这不仅保障了战略资源的安全稳定供应，而且使用高品质矿石本身就是降低炼钢过程碳排放的基础。双方的合作致力于打造“从矿产资源到汽车多材料解决方案”的绿色可持续供应链。（注：西坡项目2025年6月投产，宝武持股46%；西芒杜项目2025年11月投产）

2. 打造低碳产品矩阵，驱动下游产业绿色转型

宝武通过旗下宝钢股份，大力研发和推广低碳钢铁产品。例如，其低碳品牌BeyondECO的热镀锌翼子板零件，碳排放减少超过30%，已成为中国首个通过整车技术认证的低碳排放钢零件（注：2025年4月首发，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认证）。此外，宝武正在湛江钢铁基地建设以氢基竖炉为核心的零碳产线（注：2025年12月23日全线贯通，为国内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探索生产“近零碳汽车板”。这些低碳产品直接赋能下游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的绿色转型，通过供应链传递绿色价值。

3. 举办共链行动，凝聚全产业链转型共识

宝武通过举办 “新型低碳冶金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暨全球采购供应链伙伴大会” 等活动，汇聚全球上千家供应商，明确以 “更加绿色化” 为目标，推动全链条可持续发展。2024 年，其超 4000 亿元的采购规模直接带动 7440 家上下游企业，以需求引导协同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新生态。同时，公司积极参与绿色供应链生态建设，加入 CN100 绿色低碳供应链链主企业联盟，承建 “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共建碳服务生态圈。在海外项目中全面应用 BIM 数字化设计，搭建智慧化物资交付系统，实现货物出库至现场安装的全流程质量追溯，以数字化技术支撑供应链低碳化、智慧化转型。
国家电网、中车株机、中国宝武的实践表明，领先央国企在《指引》出台前，已依托行业特性与战略布局，形成差异化且可复制的绿色供应链路径：国家电网代表体系化构建与需求牵引模式，中车株机代表生态化培育与集群升级模式，中国宝武代表产品化引领与全球共链模式。这些先行探索为《指引》制定提供实践支撑，也为央企及广大国企提供清晰转型参考，共同推动中国产业链向绿色化、韧性化、高端化系统性升级。

06 结 语

《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的出台，源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的顶层战略驱动，形成于“1+N”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呼应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时代需求，承载着央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政治责任，并顺应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产业竞争规则重塑的大势所趋。

对于中央企业而言，这不仅是履行政治、经济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战场，更是对其从传统“链主”升级为“绿色生态构建者”的战略远见与运营能力的全面考验。对于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这既是一场必须穿越的“绿色风暴”，更是一艘驶向未来市场的“诺亚方舟”。

尤为重要的是，这场变革与国家的能源转型战略形成了深度耦合与闭环联动。供应链的绿色化，其主战场之一正是能源结构的绿色化。《指引》所驱动的庞大而稳定的绿色电力需求，与国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等政策所创造的供给保障相协同，共同构建了“绿电投入-碳足迹降低-价值兑现”的良性市场机制。

展望未来，供应链的竞争将是绿色能源可获性、成本优势与碳数据透明度的综合竞争。率先构建稳定、经济绿电保障体系的产业集群，将形成强大的新区位优势。央企的绿色供应链，有望成为中国新型电力系统最重要的“稳定器”与“增长极”，从消费端强力牵引能源生产的绿色革命。

风暴已至，方舟已启。面对这场由国家顶层设计牵引、以市场机制驱动的深刻变革，企业唯有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增值”，将绿色低碳内化为核心战略与竞争力，方能在波澜壮阔的产业重塑中锚定先机。整个中国产业体系，也必将在这一进程中，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质生产力方向演进，最终绘制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产业新图景。

（特别感谢：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副秘书长 张小宝先生对本文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