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微信公众号“介子九维”：九维能源 | 第一章 第六讲 刚需–能源中的“伪命题”

建议配合【9题闯关| 第一章 第六讲 刚需–能源中的“伪命题”（图集+习题）】阅读，加深理解和记忆。

在上一讲的最后，我们盯着那台一年只开几十个小时的尖峰发电机，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应对那一瞬间的极值需求，我们必须为高昂的边际成本买单。因为在那一刻，只要缺了电，整个系统就会崩塌。

这时候，一个更深层、也更令人困惑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为什么我们非要在那一刻用电不可？为什么当价格飙升到天际的时候，我们不能少用一点，或者换个用法？

这就触及到了能源经济学里最核心、也最常被误读的概念之一–刚需。

消失的“那一半”冬天

能源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需品：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价格再高也得买；天然气是过冬的命脉，少一方气都要冻死人；等等等等。

在这种视角下，能源需求就像一块坚硬的磐石，无论价格风吹雨打，它都纹丝不动，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叫“缺乏弹性”。

直觉告诉我们，这是对的。

毕竟，你总不能因为电费涨了就不开灯，因为油价涨了就不上班，因为气价贵了就让工厂停产吧？

但经济学的深层逻辑告诉我们，这种直觉只对了一半，在时间的维度里，很少有什么是绝对不可替代的。

为了看清这一点，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22年的欧洲。那里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能源大实验，这场实验的结果，不仅狠狠地冲击了我们对于“刚需”的固有认知，更让那些沉睡在教科书里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硝烟中焕发出了惊人的解释力。

2022年，对欧洲能源市场来说，是噩梦般的一年。

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阀门被逐渐拧紧，甚至面临彻底切断的风险，当时的舆论场充斥着一种恐慌情绪。各大投行的分析师、能源专家甚至政治家们都在警告，欧洲的天然气需求是高度刚性的，一旦供应中断，工厂将大规模倒闭，家庭将在寒冬中瑟瑟发抖，欧洲经济将面临类似心脏骤停的打击。

这种恐慌并非杞人忧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构建了一套建立在廉价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基础上的生活和工业体系，天然气不仅用来烧水做饭，更是化工产业的原料，是发电厂的燃料，是千家万户取暖的生命线。

按照这个逻辑，欧洲对天然气的需求应该近似于一条死硬的直线，面对供应短缺，唯一的结局就是价格飙升到天际，直到买光市场上最后一立方米气为止。

然而，事实给了所有人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一年之后，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了复盘数据，2022年，欧盟的天然气需求量非但没有维持“刚性”，反而出现了一种断崖式的下跌，全年用气量骤降了550亿立方米，降幅高达13%。

这是什么概念？这个下降的量，足够供应超过4000万户欧洲家庭整整一年的用气，是欧盟历史上创纪录的最大降幅。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尽管天然气用量暴跌了13%，欧洲的经济并没有崩溃，工业产出也没有像预言那样腰斩，虽然痛苦确实存在，但整个社会依然在运转，工厂依然在出货，老百姓也没有大面积冻伤。

这就奇怪了。那个我们以为坚不可摧、绝对不能少的“刚需”，怎么突然间就凭空消失了13%？这550亿立方米的缺口，是被谁填补了？又是怎么被填补的？

这背后，隐藏着需求定律中最迷人的一部分：短期来看，我们或许是现有能源系统的人质；但只要给点时间，我们都是充满智慧的破局者。

阿尔钦的定律

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必须再次请出传奇经济学家，阿门·阿尔钦（Armen Alchian）。

早在1964年，阿尔钦和他的同事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在那本经典的著作《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中，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后来被学界称为“需求第二定律”。

大多数人只知道“需求第一定律”：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

但阿尔钦敏锐地发现，这个定律里少了一个关键变量，时间。

阿尔钦指出：需求对价格的弹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大。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抽象，我翻译一下：当价格发生变化时，你在第一天做出的反应，和你在第一百天做出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时间越长，你寻找替代品的能力就越强，你的办法就越多，你的“刚需”就越不刚。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核心在于约束条件的变化。

为了把这个道理讲透，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挪威经济学家莱夫·约翰森（Leif Johansen）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极妙的比喻模型，“油灰-陶土模型”（Putty-Clay Model）。

约翰森说，资本和技术的选择，在投资发生之前，就像油灰（Putty），是软的，可以随意塑形，你可以选择烧煤的锅炉，也可以选择烧气的，甚至可以选择用电的。

但是，一旦投资完成，设备安装到位，资本就变成了陶土（Clay），硬化了，定型了，这时候再想改变，就很不容易。

理解了“油灰-陶土”，我们就能看懂欧洲人在2022年经历的两个阶段：

短期：被“陶土”锁定的“人质”

想象一下，你住在德国慕尼黑，家里刚花几万欧元装了一套最先进的燃气锅炉地暖系统，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设备安在那儿了。这就是约翰森所说的“陶土”状态，资本已经硬化。

突然，俄乌冲突爆发，天然气价格翻了三倍。你怎么办？

你会立刻把这套崭新的锅炉砸了吗？通常不会。因为拆掉它要钱，买新的热泵也要钱，而且你现在的房子管道设计就是适配燃气的。

在这个阶段，你被你家的“硬件”，那台燃气锅炉，给锁定了，这些过往的投入（沉没成本） 像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把你绑在了天然气这棵树上。因为你没法在一天之内低成本地更换设备，所以你对天然气的需求看起来非常“刚性”。

你能做什么？你只能在行为上做文章。

你会把室内温度设定从24度调到20度，你在家里穿上厚毛衣，你减少洗澡的时间。这种调整，称之为“行为弹性”。

IEA的数据告诉我们，2022年欧洲建筑部门减少的天然气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种“硬扛”换来的，据估算，欧洲家庭平均把智能温控器的设定温度下调了0.6℃，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动作，汇聚起来却贡献了惊人的节气量。

这就是短期视角，因为被“陶土”般的旧设备物理锁定，我们在短期内缺乏选择的自由，只能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应对。

 看起来，我们确实离不开天然气？

长期：重塑约束条件的“破局者”

但是，如果天然气价格不仅是今年高，而且明年、后年、未来十年都这么高呢？

这时候，阿尔钦的预言就开始生效了，时间，会把坚硬的“陶土”重新变回柔软的“油灰”。

当那台燃气锅炉到了使用寿命，或者当气价高到让你觉得“长痛不如短痛”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决定，把燃气锅炉拆了，换成空气源热泵或者空调，或者干脆给房子加装厚厚的保温层。

注意，这个动作一旦发生，性质就变了，你不再是“少用一点气”，你是“彻底不用气”了，你从天然气的用户，变成了电力的用户。

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结构弹性”，它的特点是，启动慢，需要新的投资，但一旦完成，威力巨大且难以逆转。

欧洲的2022年，不仅仅是勒紧裤腰带的一年，更是结构性剧变的一年。IEA的数据显示，当年欧洲安装了约280万台热泵，这些家庭通过更新电器设备，阶段性摆脱了对天然气的依赖。

在这里，时间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短时间内，因为过往的投入还未折旧完毕，我们是价格的人质；一旦时间拉长，允许我们重新配置资产，我们就成了掌控选择权的破局者。

希克斯的预言

如果说家庭用户的反应还在我们理解范围内，那么工业界的反应则展示了更宏大的经济智慧。这也印证了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大师、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早在1932年的著作《工资理论》（The Theory of Wages）中提出的“诱致性创新”理论。

希克斯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它会诱导企业去发明或采用新的技术，以节省那种变得昂贵的要素。

通俗点说：贵，就是创新的发令枪。

2022年，欧洲工业用气量减少了近四分之一（约25%），但奇迹出现了，欧洲的工业产值仅下降了约8%左右。

用气少了25%，活儿却只少干了8%，这中间巨大的缺口是怎么填上的？企业正是践行了希克斯的理论，展现出了惊人的替代能力。这种替代，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燃料替代

这个最直接。原本烧天然气的锅炉，改烧燃油，还有一部分企业转向了生物质能源，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简单地烧柴火，而是现代化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它们不仅能提供稳定的热能，而且在碳排放上被视为清洁能源。

企业迅速启动了备用或替代能源系统，这是物理层面的直接切换。

第二层：工艺优化与效率提升

以前气价便宜的时候，管道漏点气没人管，废热直接排掉没人疼，气价一涨，所有的阀门都被拧紧了，余热回收装置被装上了，高价像一条鞭子，抽打着企业去挤出每一滴效率的油水。

这种由价格逼出来的效率提升，往往是永久性的。

第三层：产业链的空间重构

这才是最高级的智慧，也是最精彩的一点。

以德国著名的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为例，我们知道，生产化肥和胶水需要大量的氨，而生产氨需要消耗大量的天然气（既做燃料也做原料）。

当欧洲气价暴涨时，巴斯夫面临一个选择：是高价买气硬撑，还是关厂停产？

他们选了第三条路，他们停止在欧洲本土生产氨，改为直接从美国或中东进口液氨。

请注意这个逻辑的转换：

以前，我买天然气，自己造氨，再造化肥；现在，我直接买氨，再造化肥。

对于巴斯夫的最终产品（化肥、胶水）来说，产出并没有大幅减少，市场份额保住了，但是，对于欧洲的天然气账单来说，生产氨的那部分巨大需求彻底消失了。

这就是能源强度的全球外包。

欧洲把高能耗的中间环节，外包给了能源更便宜的国家（比如拥有廉价页岩气的美国），从全球来看，能源消耗总量可能没变（只是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但对欧洲局部市场而言，这部分所谓的“刚性需求”被连根拔起。

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所谓的“刚需”，往往只是你视野不够宽时产生的错觉。 

如果你只盯着欧洲看，天然气是制氨的刚需；但如果你盯着全球看，欧洲的天然气就不是刚需，因为氨本身是可以流动的。

只要贸易是自由的，本地的资源限制就无法长期锁住全球的生产力。

杰文斯的“既往不咎”

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个幽灵，一个在短期内把我们变成“人质”的幽灵：沉没成本。

为什么我们在短期内换不了锅炉？为什么我们在短期内离不开燃油车？

因为我们之前的钱已经花出去了。

关于这一点，早在1871年，边际革命的先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他的巨著《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就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既往之事，已如覆水。（Bygones are forever bygones.）”

杰文斯告诉我们，在做决策时，此时此刻之前发生的一切成本、投入、努力，都应该被视为“泼出去的水”，不应干扰当下的决定，决策只应该基于当下对未来的预期。

然而，理论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在物理世界里，沉没成本往往表现为一种资产专用性，就那台燃气锅炉来说，它除了烧气，什么都干不了。

这种物理属性上的锁定，导致我们在短期内不得不忍受高气价，但这恰恰反证了长期弹性的必然性，一旦设备到了寿命终点，物理锁定解除，杰文斯的理论之光就会瞬间照进现实。

所以，我们常犯的三个认知误区，都可以用这套理论来粉碎。

误区一：“需求预测就是画直线”

比如有人认为，“过去十年用电增长5%，所以未来十年也增长5%。” 

这种线性外推最大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希克斯的诱致性创新和阿尔钦的时间弹性，一旦价格信号改变，技术路线和消费行为都会发生偏转。我们应该避免用静态的眼光，去度量动态的人性。

误区二：“涨价会杀死制造业”

涨价在短期内会有需求上的破坏，正如欧洲部分高耗能产能的永久关闭，但长期看，高价是进化器，它筛掉了低效产能，留下了那些能像巴斯夫一样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强者。

误区三：“只要价格跌回来，一切都会照旧”

这是一个更隐蔽的误区。

经济学称之为“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这个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在1949年提出（虽然他当时主要讲消费习惯，但用于技术锁定同样适用）。

你想想，那些在2022年花大价钱装了热泵、建立了全球液氨供应链的企业，会在气价下跌后，把热泵拆了重新装回燃气锅炉吗？很难吧。

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具有极强的惯性，即使价格回落，这种结构性的改变往往也难以完全逆转，因为新设备已经安装，新供应链已经磨合，那些被替代掉的需求，大概率很难再自动恢复到从前的水平。

从“电动车”到“碳中和”

这套逻辑，不仅适用于欧洲的天然气，也适用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

电动车的崛起：从“玩具”到“刚需”的逆袭

回想十年前，大家怎么看电动车？“续航短、充电难、也就是个大号玩具。” 那时候，燃油车是绝对的刚需，是家庭出行的唯一选择。

但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供给侧变化）和油价的几次波动（价格信号），临界点被突破了。

现在的网约车司机，如果你让他开燃油车跑单，他会跟你急，因为在每天几百公里的里程下，电车的成本优势构成了新的“刚需”。

更有趣的是，一旦一个人习惯了在家里充电、习惯了电机起步的平顺，即便油价跌回5块钱，他也很难再换回燃油车了。

这就是结构性改变带来的需求锁定。

碳税的逻辑：让时间去解决问题

为什么以阿瑟·庇古（Arthur Pigou，1920年《福利经济学》的作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普遍推崇碳税或碳交易，而不是直接下行政命令禁止排放？

因为碳税本质上是给全社会发出的一个长期价格信号。

政府不需要知道哪家工厂应该关门，也不需要知道哪种技术是未来的方向，政府只需要把碳的价格加上去，然后交给时间。

第一年，企业可能会骂娘，会交钱买排放权，这叫短期刚性。

第三年，企业会开始改造设备，优化流程，这叫中期调整。

第十年，整个产业结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高碳的行业可能彻底消失，或者变成了低碳行业，这叫长期结构性变革。

通过价格信号，利用长期的需求弹性来解决问题，远比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要平滑得多，也高效得多。

给世界一点时间

所谓的“刚需”，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被时间限定了范围的命题。

在极短的时间内，如果你没有准备，一切都是刚需，你也是刚需，我也是刚需，市场就会呈现出狰狞的面目，比如价格暴涨，或者短缺限电。

但在长期的河流中，很少有什么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人类之所以能繁衍至今，靠的不是死守某一种资源，而是不断地寻找替代品。

煤炭不够了？我们挖石油。

石油太贵了？我们搞天然气。

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了？我们捕获太阳和风。

资源是稀缺的，但人类利用资源的方式是无穷的。

作为能源行业的从业者或观察者，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这种动态的视角：

分清“行为”与“结构”：看到用量下降，要问是大家在挨冻（行为），还是大家换了设备（结构）？前者会反弹，后者才是趋势。

敬畏“时间”的力量：永远不要说“这个行业离不开XXX”，给它足够高的价格，给它足够长的时间，它能离开任何东西。

理解“过往”的束缚：转型之所以难，往往不是因为新技术不好，而是因为旧的资产还在那里。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但也非常痛苦的问题。

既然长期来看，我们都能找到替代品，都能成为聪明的破局者，那为什么我们在短期内还是会那么痛苦？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转身，非要等到价格这根鞭子抽到身上才开始行动？

很多时候，阻碍我们拥抱未来的，并不是对未来的无知，而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计算“现在”与“未来”的价码。

为了探究这个阻碍变革的最大力量，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场景，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思考题

假设从明天开始，为了应对极端气候变化，全球达成一致，宣布每升汽油强制征收50元人民币的“地球税”，也就是说，油价一夜之间从8元涨到了58元。

第一周，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提示：想想你的行为弹性）

第十年，你所在的城市会发生什么变化？（提示：想想结构弹性，比如满大街的电动车）

如果大家都知道10年后开电动车（方案A：买车贵，用车省）比开燃油车（方案B：买车省，用车贵）更划算，为什么在没有这50元税收逼迫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迟迟不愿行动？

为什么我们宁愿选择前期省钱的方案B，也不愿选择后期省钱的方案A？

这笔关于“时间”的账本，就是我们下一讲要清算的对象。

【相关阅读】